（元琛科技）2021年2月，生態環境部發布2021年和“十四五”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安排部署，PM2.5和優良天數這兩個指標仍是重點，其中PM2.5是全國所有的地級及以上城市都需要達到的指標。 “十三五”規劃綱要要求總量的兩個指標（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）中二氧化硫問題已經基本解決，“十四五”規劃中換成VOCs，即PM2.5、優良天數、氮氧化物和VOCs四項指標，再加上“基本消除重度污染天數”，相當于五個指標。

2019年，261個PM2.5未達標地級市及以上城市平均濃度為40毫克/立方米，與2015年相比下降23.1%，提前完成了“十三五”目標。2019年，337個城市PM10、SO2較2015年分別下降19%和52%，NO2濃度持平，O3濃度上漲20%。O3濃度超標城市大幅增加，2019年達到了30.6%。

VOCs可理解成是PM2.5、PM10和O3的前體物。如下圖所示，VOCs通過氧化、吸附、凝結等與空氣中的氧化劑(-OH、NO3-、O3)發生反應生成二次有機顆粒物，這些二次有機顆粒物就包含我們熟知的PM2.5和PM10。同時，當VOCs通過光照與氮氧化物、一氧化氮NO、二氧化氮NO2發生反應后，會生產臭氧O3及俗稱的光化學煙霧。

目前我國N0x和VOCs的排放量仍居高不下，需要協同控制NOx和VOCs排放。“十四五”規劃中增加VOCs總量指標，實施VOCs總量控制，同時研究VOCs納入環境保護稅應稅污染物，建立健全VOCs管理體系。推進NOx和VOCs協同減排，又以VOCs減排為重點，深入開展VOCs綜合治理與源頭替代，實現空氣質量改善和CO2協同減排。此外，我國PM2.5濃度與西方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，“十四五”階段需要進一步降低PM2.5濃度，同時抑制臭氧不斷升高趨勢。

“十四五”階段為什么要進行VOCs的深度治理呢？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。
①我國局部地區VOCs排放強度大，環境容量低。京津冀及周邊地區“2+26”城市仍是我國大氣污染物排放量和排放強度（單位國土面積排放量）最高的區域。“2+26”城市占全國國土面積不到3%，卻排放了全國15%以上的一次PM2.5、10%的SO2和NOx、8%的VOCs，排放強度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–5倍、歐盟平均水平的5–12倍，美國的3–14倍。

②VOCs廢氣組分復雜，治理技術多樣，適用性差異大，技術選擇和系統匹配性要求高。我國VOCs治理市場起步較晚，準入門檻低，加之監管能力不足等，治污設施建設質量良莠不齊，應付治理、無效治理等現象突出。企業在選擇治理技術時期通常僅考慮經濟成本，造成低效或無效治理設施被大量應用，前期治理效率較差。在一些地區，低溫等離子、光催化、光氧化等低效技術應用甚至達80%以上，治污效果差。一些企業缺乏技術規范或者是治理設施未按照規范進行設計，即使是高效治理設施也達不到實際應用效果。

③廢氣收集效果差，很多行業無組織散逸現象依然突出。VOCs揮發性強，涉及行業廣，產排污環節多，無組織排放特征明顯。雖然大氣污染防治法等對VOCs無組織排放提出密閉封閉等要求，但目前量大面廣的企業未采取有效管控措施，尤其是中小企業管理水平差，收集效率低，逸散問題突出。研究表明，我國工業VOCs排放中無組織排放占比達60%以上。

（元琛科技）總體上來看，我國前期的VOCs末端治理設施整體偏向簡易低效，需要進行技術和工藝提升。